赵丽蓉30年前的讽刺预言了小品的落寞，民间艺术受众不再是百姓

更新时间：2026-02-20 11:42  浏览量：1

现在的春晚小品，为何越来越难让人笑出声？答案或许有些刺耳，因为如今的小品，早已不是为普通观众创作的。而这背后藏着一条几乎所有民间艺术都逃不过的宿命。唐代的曲子词，最初只是宴饮间传唱的小调，短小精悍、人人能哼，可一旦士大夫贵族入局，曲子词在文化上开始登堂入室，却也彻底脱离了百姓，而此时民间百姓也纷纷转投元曲的怀抱。

如今小品正在重走曲子词这条路。

小品的最早定位本来是一项演员基本功的考核科目，简单明快，毫无负担。陈佩斯的《胡椒面》几乎没有台词，既无歌颂也无抨击，仅凭肢体动作和人物碰撞就抓住了观众的心。

1984年，陈佩斯与朱时茂的小品《吃面条》成为一代经典，一个简单的“无实物表演”训练场景，却因为对急于求成、好高骛远的“业余演员”的精准刻画，以及对僵化教条训练方式的微妙调侃，引得全国观众前仰后合。

那时候小品中的包袱笑料从不是方言抖机灵，更不拿弱势群体开涮，全靠扎实的表演功底。

“队长别开枪，是我”“你管得了我，还管得了观众爱看什么”，

这些台词能让观众记得几十年，是因为纯粹的喜剧魅力。

赵丽蓉曾直言 “群英荟萃，就是萝卜开会”，赵本山也说 “快乐就是主题，没有别的”，那个年代的小品，演员在创作中，心里只装着一件事，那就是给观众带来欢乐，逗观众一笑。

1988年，牛群和李立山的相声《巧立名目》，里面那句经典的“领导，冒号！”开篇，直接将一个巧舌如簧、以公款大吃大喝的科长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。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公款吃喝，早在80年代就已经被搬上春晚舞台，而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这样的大尺度作品不仅通过了春晚审核，甚至还成了当年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。

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那就是它们都建立在深刻的社会观察之上；演员在表达时的幽默都来自对真实矛盾与荒诞的揭示；它们的讽刺都带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，甚至是一种温和的“冒犯”。这种“冒犯”并非恶意攻击，而是基于公共关怀的批评与提醒，是文艺作品“干预生活”传统的延续。

最关键的是，80时代的社会氛围允许甚至是欣赏这种语言“冒犯”的，优秀的讽刺类语言节目在春晚舞台不断涌现，也让春晚成了那时社会氛围最好的注脚。

《懒汉相亲》《打工奇遇》《昨天今天明天》中那些关于“走后门”、论排场、形式主义、身份焦虑的讽刺，都能够让观众会心一笑，没人会觉得自己被小品中的讽刺被冒犯，也不会有人觉得这种讽刺是不好的，是负面的情绪。

因为观众能感觉到作品中的那些讽刺背后，底色其实是带有一种建设性的温暖基调

：讽刺官僚，但相信体制可以改进；它嘲笑人性弱点，但底色是对普通人的理解和同情；它揭示社会问题，但背后是对我们向更好方向发展的期待。

因为乐观和自信，我们可以容忍这种讽刺的存在，甚至还欢迎这种讽刺。没人会觉得自己被小品中的讽刺被冒犯，也不会有人觉得这种讽刺是不好的、是负面的情绪。

如今春晚上的小品就如同士大夫入局后的曲子词，要的是辞藻华丽、文字规整、能登大雅之堂，可以作为舞台上的 “艺术样式”，而不是简单的娱乐百姓观众。

它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于是规则限制也层层加码，众所周知，小品登台前要先通过层层审核，其第一受众，早已不是电视机前的普通观众。

有业内人士透露，审查机制对“安全边界”的模糊界定，迫使创作者“但求无过”。赵本山曾因作品“俗”遭专家质疑，郭德纲也因理念不合退出春晚。

于是，当下的小品有了一套固定公式：开篇制造误会，误会叠加后全员在台上争吵，突然有人喊一声 “都别吵了”，背景音乐响起，煽情环节启动，最后以 “一起包饺子” 这类团圆场景收尾，十几分钟的节目，前半段尴尬挤笑，后半段刻意催泪。

这种作品节目本身的创作初衷就不是为了博观众一笑而生，自然也就不好笑了。

说到底，小品的 “不好看”，根源是创作规律的崩塌。

剧作家阎肃当年创作《江姐》时，叛徒甫志高的劝降唱词第一版写得入木三分：“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。常言道，英雄豪杰识时务，何苦再出生入死弄刀枪。” 正因为把叛徒塑造成了真实的人，这段唱词最终被责令修改。连敌人都不敢真实刻画，如今的小品又怎敢追求真实演绎？

其实，30多年前赵丽蓉就曾替观众问出了这个问题。1989 年的小品《英雄母亲的一天》里，导演要求她通过角色，同时反映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、80 年代妇女的精神面貌，还要展现英雄成长的足迹。赵丽蓉一脸茫然：“想反映的东西这叫一个多”。谁能想到，30多年前的这段讽刺，如今竟成了小品创作的 “官方指南”。

当喜剧被层层框架束缚，当娱乐沦为承载多重任务的载体，观众再也笑不出来，也就成了必然。